第三百二十九章 他们以为朝廷是讲道理的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庆历六年二月四日，苏州吴县龚家庄园当中，龚旭、潘识、王玮、张若海四人齐聚。
　　
　　这次除了四大家族以外，又增加了十多家的家主。
　　
　　他们都是苏州本地的大家族，拥有的田亩土地几乎每家都超过三万亩以上。
　　
　　封建社会的乡贤就是地主，他们掌握着主要财富。
　　
　　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财富，地主阶级的财富概念就是土地以及当官，所以他们讲究耕读传家。
　　
　　种地赚钱，有钱读书，读书当官，做官贪钱，贪钱买地，买地种粮。
　　
　　如此形成了一个无尽的循环，从而掌握的土地越多，拥有的社会财富以及“钱”就越多。
　　
　　后世“钱”是一个一般等价物，是一个交换品。但在古代社会，钱不仅是交换品，它本身也是一种商品。
　　
　　因为钱是贵金属的一种，存在它的价值。而封建社会的官僚主义与资本核心玩的其实就是土地，贵金属与土地越多，钱就越多。
　　
　　因此本质上来说，封建时期的最大资本家，就是这些地主阶级。
　　
　　但他们的存在又跟资本家不同。
　　
　　资本虽然蕴育罪恶，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，可也会推动社会进步，很多新兴技术与产业革命就是由资本家推动和发明。
　　
　　比如爱迪生就是個彻头彻尾的资本家，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发明影响和改变了整个世界。
　　
　　由此资本家的存在会提高生产力，扩大蛋糕，哪怕大部分蛋糕都被资本家吃了，可总归还是能留点汤水给下面人喝。
　　
　　而地主阶级就不一样，土地就这么多，蛋糕就这么点大。一旦土地都被地主阶级兼并，那么没有土地的贫民就成为了造反起义的主力军，造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。
　　
　　所以归根到底，资本家可恶归可恶，却能让社会进步。地主就只剩下可恶，哪怕是良心地主，却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间接造成了土地兼并，害苦了贫民。
　　
　　毕竟对于失去土地的贫民来说，不是他们不努力耕作，而是天灾人祸，一场大旱，一场洪水，或者官府和地主勾结，都能让他们一贫如洗。
　　
　　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就在于此。
　　
　　赵骏要想改变大宋，就势必要摧毁地主阶级，即便不能像后世那样把它完全消灭，也必须要让它元气大伤，无法再撼动国家根基。
　　
　　因此从庆历五年初开始，就已经在推动政策，从显性和隐性几个方面，不断打压地主，损害他们的利益。
　　
　　此刻屋内龚旭、潘识、王玮、张若海四大家族齐聚，其余苏州十多家地主也在。
　　
　　屋里飘逸着一股淡淡的茶香，却也满是沉默。
　　
　　过了许久张若海才忽然开口道：“去年一年的时间，我田庄的佃户就走了小半，全被官府征走修河去了。”
　　
　　他这话一出来就仿佛打开了话匣子，其余人也纷纷诉苦道。
　　
　　“你这才小半，我田庄原来有六百多户，现在只剩下不到三百户了，这还是我降了地租才留下来。”
　　
　　“谁家不是呢？咱们哪家不是有田数百顷，浮客上千人？现在还能剩下多少？”
　　
　　“再这样下去，咱们的田都快变成荒田，地都变成荒地了。”
　　
　　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。
　　
　　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极为无奈的表情。
　　
　　宋代对于佃户的保护还是比较到位的，除了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，如四川、贵州、广西、福建一些深山老林以外。
　　
　　这些地方像以夔州路为中心的川峡诸路，人口稀少，生产落后，不少地方还实行着刀耕火种。
　　
　　造成客户在总户数中所占比例很高，豪族大姓役使“旁户”“地客”往往多达几百户以至几千户。
　　
　　此些“旁户”“地客”不但要交纳实物地租，而且要提供力役。他们“相承数世”，被“视以奴仆”。
　　
　　南宋时夔州路的地主不但役使佃客本人，还役使其家属，甚至干涉其妻女的婚嫁，使得这些佃客实际上处于农奴地位。
　　
　　但江浙地区就不同了，作为宋代的农业和经济中心，江浙地区一直被朝廷牢牢控制，官府的掌控力度更大，法律方面自然也更健全和完善。
　　
　　这里的佃户并不依附于地主，不是地主的附属品，佃户与地主之间的关系仅仅是简单的租赁关系。
　　
　　除此以外，统治阶级也承认佃户的法律地位，在法律上，地主并没有比佃户拥有多少特权，地主不允许也不可能会干预佃户自身的行为。
　　
　　所以在朝廷显性和隐性两方面打击下，江浙地区的地主损失非常大。
　　
　　显性方面不用多说，摊丁入亩之下，他们要承担的税务比普通农民要高得多。隐性方面则是朝廷把他们的佃户都搞走了，让他们无人耕作土地。
　　
　　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江浙地区的地主可谓是苦不堪言，现在非常难受。
　　
　　“朝廷这是要把我们逼死才高兴啊。”
　　
　　龚旭叹息一句说道。
　　
　　“龚兄，得想个办法啊，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。”
　　
　　众人一脸无奈。
　　
　　他们不是没想过辙，曾经去转运使衙门口抗议。
　　
　　也去找过相熟的官员以及利益相关者。
　　
　　甚至还想策划大规模骚乱。
　　
　　但抗议的时候人家转运使杜杞刚开始还算客气，后来直接不管不顾。
　　
　　找相熟的官员，乃至朝廷里说得上话的。
　　
　　早朝上几个官员正义正言辞地提出摊丁入亩的危害，第二天就因为右脚先迈入垂拱殿就被赵祯下令革职查办。
　　
　　然后政制院光速通过诏书，中书省一点要驳回的意思都没有，稀里糊涂就这样给丢官了。
　　
　　后来自然也就没有人再帮他们说话。
　　
　　最后就是策划骚乱。
　　
　　结果恰好遇到赵骏正扫黑除恶呢，苏州城、杭州城的本地黑恶势力抓的抓，杀的杀。
　　
　　连他们几个好友都被拉走砍了，名下的财产土地全都没收。
　　
　　毕竟对于古代地主来说，想不涉黑肯定是不现实，手底下自然会豢养打手，甚至有几个亡命徒也不是不可能。
　　
　　他们这边刚还在组织人手，策划骚乱的空档，那边就四处抓人，搞得鸡飞狗跳。
　　
　　看到原本称兄道弟的一些地主被冠以黑恶势力头目拉赴刑场，一刀砍头，原本准备策划的骚乱自然也就偃旗息鼓。
　　
　　在这个节骨眼上搞事，那不纯粹送人头？
　　
　　他们是想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，还没有蠢到直接把自己全家送到断头台上。
　　
　　“唉，能想什么办法，该想的都想了。”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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