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19章 陕军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这一次让她登台亮相，也是释放一个信号弹，告诉文艺界：
　　
　　一个敏感的时期要过去了。
　　
　　文化艺术可以开始向着更多元的面貌发展了。
　　
　　这种环境的信号对江弦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。
　　
　　因为《红高粱》这篇比《高山下的花环》来的更“大逆不道”，是对战争文学创作观念的重新理解。
　　
　　为什么重新理解呢？
　　
　　很简单的一个道理。
　　
　　老战争追求的目标是再现战争过程，基本是从战前动员写到战役的胜利，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通常也是是否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的过程。
　　
　　但是当年那些上过战场、经历过战争的老作家已经慢慢退出时代了。
　　
　　现在文坛的中流砥柱，大部分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作家。
　　
　　既然都没经历过，那还按照老一辈的方式写，就算是逼死作者也写不过老一辈那些人啊。
　　
　　所以要重新理解，用新的手法创作。
　　
　　这种创作上的突破，必须要和时代的轨迹吻合。
　　
　　就说《红高粱》这本，放到一年以前，打死江弦他也不敢发表出去。
　　
　　但在现在刊发，这就有点像顺水推舟，基本没什么风险。
　　
　　倒也不是完全没有，幸运的是江弦获得了多方声援。
　　
　　就像是上月《红高粱》在《人民文学》1982年第6期上发行以后，徐中玉在《中青报》6月18日第4版上发表了《感觉和创造性想象——关于中篇‘红高粱’的通信》，隆重推荐《红高粱》这篇。
　　
　　徐中玉回到上海以后，多次来信和江弦打听《红高粱》这篇。
　　
　　所以他这篇文章的内容，基本是江弦和徐中玉的一些通信内容。
　　
　　而与徐中玉这篇文章在《中青报》同一版面上刊登的文章，标题就是《怎样才叫宽松》。
　　
　　由此可窥一斑。
　　
　　对于无论是主题还是艺术形式都非常离经叛道的《红高粱》，徐中玉和《中青报》这次及时破例高规格的推重，无异于雪中送炭。
　　
　　颁奖结束，江弦和朱琳回到招待所。
　　
　　江弦摸了摸奖杯，忍不住感叹，“还是搞电影的大方，我拿了那么多届全国优秀，也没到手一个奖杯。”
　　
　　对这个最佳编剧奖，他还是非常珍视的。
　　
　　百花奖以前有最佳编剧奖，第一届给了夏衍和水华，第二届给了李凖
　　
　　如今他拿到手的虽然是金鸡奖，但也是如今仅有的编剧奖项。
　　
　　从某个角度看，这也是百花最佳编剧的延续。
　　
　　一想到夏衍、李凖这些人赋予编剧奖项的意义和荣耀，江弦就感到一种极大的光荣。
　　
　　“夏衍同志给我写信了！”朱琳兴冲冲的给江弦说。
　　
　　不论是夏衍的身份，还是他在电影界代表的地位，还是他作为金鸡奖评委会名誉主任委员.
　　
　　他的来信足以令任何演员欢欣鼓舞。
　　
　　“写什么了？”
　　
　　“你看。”
　　
　　江弦从朱琳手上接过信件。
　　
　　他仔细看了一遍，老一辈的艺术家写信还是习惯于从右往左、从上往下的行书。
　　
　　信的内容大概就是祝贺朱琳获奖，勉励她“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复兴和进步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”。
　　
　　“这是夏衍同志认可了你，对你的鼓励。”江弦也为朱琳感到高兴。
　　
　　“收好吧，这是老爷子亲笔的手稿，值得珍藏起来。”
　　
　　这信自然是相当珍贵。
　　
　　要知道，写这封信的这双手，还写出过《春蚕》《在烈火中永生》《祝福》《林家铺子》这些个电影剧本。
　　
　　更珍贵的是，他还写出了那么多在危急存亡时的呼吁和批判。
　　
　　授奖结束以后，一行人又赴陕北老革命根据地参观访问。
　　
　　陕西这片土地上，承载着深厚的红色基因，这自然是要好好学习一番的。
　　
　　等再回到西安，路遥便找了过来。
　　
　　“报纸上都传开了，都知道你拿了金鸡奖。”路遥语气里很是羡慕，“有奖金没？”
　　
　　“哪有那种东西。”江弦轻笑着说。
　　
　　在后世拿了金鸡奖给钱，这钱也不是奖金，奖项本身并不提供奖金，确切的说是一种扶持，或者说是奖励。
　　
　　参考标准的话，“五个一”工程奖600万，华表奖500万，金鸡、百花影片奖300万、个人奖50万，拿了奥斯卡金像奖或是A类电影节，直接给你200万。
　　
　　另外破5亿票房给400万。
　　
　　破10亿票房给600万。
　　
　　明星很少有奖金破百万的，破了的基本有名有姓。
　　
　　刘德华拿过五次金像奖、一次华表奖，算下来300万。
　　
　　再找就是张译、邓超、周迅这些了，也都破百万。
　　
　　国际章应该最多，拿了三次华表、三次百花，还有一次国际电影节，大概到手600万。
　　
　　能跟国际章比的估计不多.金锁能拼一下？
　　
　　不过已经被清算了。
　　
　　路遥在陕西作协主办的《延河》杂志担任编辑，这会说什么也要拉着江弦过去参观参观。
　　
　　江弦既然到了西安，自然也想见识见识号称“小《人民文学》”的《延河》。
　　
　　于是非常爽快的跟着路遥过去。
　　
　　这会儿已经快到八月。
　　
　　西安的天气非常炎热，梧桐树上知了不停地叫唤。
　　
　　江弦在西安最大的感受就是，贾平凹这个作家，写的东西如何有待商榷，但是把西安叫成“废都”，这是真挺贴切。
　　
　　从西安钟楼出发，往东大概两公里，进到建国路，再往南大概一百多米，坐东朝西，一座掩映在新老交替、高低参差的楼房群中的独门小院映入江弦眼帘。
　　
　　建国路83号，高桂滋公馆。
　　
　　也是SX省作协。
　　
　　建筑中西合璧，一座二层小楼和三座四合院相通相连。
　　
　　三座四合院从东到西分别为1、2、3号院。
　　
　　1、2号院用于机关办公和专业作家创作，3号院便属《延河》编辑部。
　　
　　这里汇聚着中国当代文学界的一支劲旅
　　
　　——陕军。
　　
　　院子很大，路遥拉着江弦往里走，唾沫飞扬的讨论着他那篇《红高粱》。
　　
　　走在前面的陈忠实听到声音，回头朝二人看了过来。